通过对全国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相关政策的梳理 ，当前整体政策环境主要呈现出五个特点：

(一)围绕便民利企．政策制定突出问题导向型模式

党中央 、国务院作出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战略部署以来 ，各地区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 、需求导向的基本原则制定政策文件 。在需求侧 ，聚焦影响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难点和堵点 ，重点关注办证多 、办事慢 、办事繁 、办事难 、多头跑 、来回跑 、反复提交材料 、获得感不强等问题；在供给侧 ，聚焦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程度低 、政务服务事项标准不统一 、业务协同不足 、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 ，以问题导向型模式制定出台相应政策文件 。

(二)强化顶层设计．政策制定统筹规划力度大

全国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开展以来 ，一直以“一体化”为核心思想 ，通过顶层设计+统筹部署模式推进 。在中央层66I2021年第1期面 ，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制定推进指导意见 、改革实施方案 、技术体系建设指南 ，其中多项政策文件不仅提供宏观方向性指引 ，还对具体工作目标 、任务划分 、责任分工 、技术要求 、时间进度 、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，政策权威性大 、可操作性较强 ，全国统筹规划力度得以加强 。在地方层面 ，遵循中央要求结合地方实际 ，以省级统筹制定政策文件 ，细化落实重点任务 ，层层分解 、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 。

(三)政策推出逐年递进深入 。动态性与稳定性并存

动态性和稳定性是政策环境的两个方面 ，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政策环境 ，政策一旦形成并实施也会反过来影响外部环境 。一方面 ，自2016年以来 ，中央和地方逐年制定出台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系列政策 ，主线明确地围绕政务服务事项规范 、政务数据共享 、服务流程优化 、全国“一网通办”等方面稳步推进 ，而随着移动互联网 、大数据 、区块链 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 ，政策动态更新特征显著 ，近1～2年推出的政策根据新技术发展方向 ，更注重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向智能化 、精准化 、移动端方面的延伸 ，较之前期的规范化要求有了更深入发展 。另一方面 ，随着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前期政策实施 ，政务服务质量效率 、“一网通办”取得了积极成效 ，为满足供给变化带来的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 ，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，政策导向开始聚焦效能发展 ，创新服务模式 、丰富服务类别 、提升个性化便捷化水平 、以评价促建设 、打造品牌效应等成为各层级政策制定的又一波发力点 。

(四)政策总体效力增大．但层次类型 、区域均衡仍存在短板

我国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相关政策数量不断增多 ，政策总体效力在不断增大 ，有助于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实效 ，但政策总体效力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数量的增加 ，在政策层次类型 、区域政策差异方面仍存在短板 。从政策层次类型上看 ，多数政策为通知 、意见 ，行政法规少 ，地方性行政法规尤为空白 ，多种政策工具综合配合使用方面存在不足；从政策的区域分布上看 ，各地区发展不均衡 ，地方政策制定的响应时间 、政策发布的数量 、政策内容兼具落实中央要求与挖掘地方特征发展方面差距较大 。

(五)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．相关主题政策融合交织

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相关政策主题涉及“放管服”改革 、优化营商环境 、数字政府 、新型智慧城市等多个方面 ，随着网络强国 、“数字中国”等战略的部署 ，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 ，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相关主题交互融合 、齐头并进 。国家层面的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虽尚未出台 ，但地方层面已开展行动 ，陆续制定“数字政府”建设规划 、实施方案等 ，将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融人数字政府建设和智慧城市发展中 。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政策由点及面发散 、由多面向立体扩张的趋势愈发明显 ，交叉融合 、相互影响支撑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特点 。